母亲的周年祭

去年的今天下午，也就是2007年4月16日的下午，母亲从县医院第一次住院出来，我和大哥、大嫂以及三弟一起把她接到我家。母亲从一楼上到五楼，虽然有点吃力，但她还是坚持要自己上，居然一会儿就上来了。坐在客厅，目前面带微笑，慈祥地看着我们一家人。我突然想到要把这种情景记录下来。于是我拿出了一部老式照相机，给母亲照了几张相。之后，我们陪着她去挑选寿衣，我想母亲已经69岁了，如果万一不测，她能够穿上自己愿意穿的衣服。站在二中对面一家寿衣店的门口，母亲对里面张望了几眼，面容明显的带着几分悲伤，眼角微微带着泪痕，转身她对我说，挑选寿衣，好像就离那个地方不远了。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我竟然又陪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遗像，母亲是那么地不情不愿，但她还是端端正正地照了。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叫母亲挑寿衣和照相。这样做，让母亲伤心了。母亲，你能原谅儿子吗?

我们想让母亲在医院治疗得彻底痊愈了才出来，可母亲不肯。母亲说，家里的猪没人喂，木耳也要种，包谷也要点了，她不能在医院耽误得太久，她急着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找了一辆车，把母亲和大哥们送进车站，母亲当天就回去了。邻居们说，第二天一早她就下地锄洋芋草，她拖着并未痊愈的身体忙个不停。我天天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，可她总说不要紧，清明节的前三天，我在县上做清明，中午给她打电话，她说她也剪了些清明吊，到父亲和祖父母的坟上做清明，其实我在内心里想让她知道，万一有一天她不在了，我们即使不能回去，过时过节也会给她烧纸祭奠她的。她果然体力不支，病情俞发严重。准备接她再进县住院，可她硬要先在门口治，也许能好。先在叶全青处治了三天，又在张明娃处治了五天，结果是病情日重一日。我在电话中说，妈，我还是接你到县上来治吧，到县上治还有希望，在乡下，怕把病情耽误了。母亲先是不肯，后来她说：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?万一在县上治不好怎么办?原来母亲既担心路上经不起折腾，又怕如果县上治不了我们不送她回去，更主要的是怕给儿女们添麻烦。越到老年，越有许多丢不掉的东西，落叶归根的情感越深。她怕如果在县上治不好，我们把她葬在县上了。于是我向她保证，万一出了意外，我保证送她回老家。在老家的祖坟旁，有一块坟地，母亲早就看上了，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，她死后要到那儿去，生怕那块地被别人占去了，又怕我们做儿女的不随她的愿。听到我的反复保证，母亲同意第二次进县治病。

4月28日一早，我驱车回老家接母亲，途中一座桥被挖了，车过不去。我急忙给大哥打电话，叫大哥找车往这边送，我的车从这边往那边接。大哥和大姐夫好不容易雇了一辆车，把母亲送到那座断桥处，这时我的车也过去了。我急忙下车走过断桥，拉开车门握着母亲的手，母亲艰难地靠在车座上，面容已经十分憔悴了，但她却说：“我咋这样地麻烦你!”这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出来了。我要背母亲过桥，母亲还要坚持自己走，她哪里海能走啊，站立都很困难了。我背着母亲，从被挖开的一座断桥的废墟上走过来，把母亲接到我的车上，我把随带的几颗新鲜的樱桃送进母亲的口中。母亲靠在我的身上一路来到县城，当晚我们就把她送进了县医院。主治医生刘建青给母亲作了常规检查，不大一会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叫我在母亲的病危通知书上签字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，我想母亲不至于走的那么快啊。因为母亲患的是肺原性心脏病，这个病2005年春节在周至就检查出来了，这两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我给刘医生说，请你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治好我妈的病。

前几天适逢“五一”放假，我们天天在医院招呼给妈打针，同时把小妹也叫回来了。妈在医院起初是可以下床走动的，神志清楚，情绪不错，大多时候脸上都是笑眯眯的，吃饭也还可以。只是脚上肿了，浑身没劲，腹部还有些类似瘀血的紫斑。经过大约十天的治疗，母亲脚上消肿了，病情似乎好了许多，和病友们有说有笑，医生说，再治几天，就可以出院了。妈听了高兴，我们也高兴。我说，要把妈的病彻底治好了，治到自己能到院子里走动了才出院。5月16日一早，医生查完病房后说，看来19号床位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转，你们想出院就可以办出院手续。可我看妈还有些站立不稳，病情没有根本好转，就坚持再打几天针。

5月19日早不到8点，我去给母亲送饭，是一张煎饼和一碗稀饭。母亲说，老三已经送过了。这时她的面容似乎就有些不对，表情暗淡，情绪很低落。侄儿明琨在病房陪着她。中午我给她送了一碗面页，还有一块馍，她吃了一点面页，没吃完，馍也没动，叫侄儿吃了。医生是叫她这天再作一下尿检的，我把体液管子挪了挪，准备把便盆倒了，母亲还说等她针打完了以后自己倒。下午四点左右，我怕母亲饿了，就从冰箱里取出元宵，煮了10个，煮得熟熟的，送过去扶侍母亲一个个地吃下去，母亲吃了，把汤也喝了。哪里知道，那天竟是母亲的大限之日，那餐饭竟是母亲吃下的最后一顿饭。因为家里有人，妻子嘱咐我早些回去，我在招呼母亲吃了后，便回家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病房门口，母亲还深深地望了我一眼。

下午五点半，医院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母亲病情加重，情况危急。我来不及换鞋，飞快地往医院跑，边跑边给三弟、四弟打电话，让他们火速赶往医院。不到五分钟，我赶到病房，医生已经开始对母亲进行抢救了。此时母亲眼睛似睁非睁，气息若有若无，医护人员拼命地做着人工呼吸，其中一个医生叫我赶快去取抢救药。我取药大约花了五分钟，等我把药取回来时，母亲已经不能说话。大约六点，医生把我叫出来，说已经没办法了，叫我们给母亲料理后事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六时二十分，母亲永远停止了呼吸，安详地去了。我立即叫三弟大亮再取一套寿衣，因为原来买的那套已经捎回老家了，趁着母亲身子未凉给她穿上，这样穿上的衣服能够平整些。是薛明喜和他的母亲帮妈穿上的衣服，衣服的档次、样式和原来妈自己看过的基本一样。在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分别给大哥、大姐夫打电话，告诉了他们这一噩耗。亲友们陆续赶到了。我让儿子赶快找来三块玉石，分别在母亲的脖子上挂一块，两只手里各攥一块，我的儿子拉着奶奶的手，久久不愿放下。在县上，母亲的孙子只有明瑶和明琨，他们俩跪在奶奶的身边，深深的磕了三个头。

收拾停当，我请了一辆救护车，和三弟、四弟一起护送母亲的遗体回老家。漆黑的夜里，我心欲碎，泪长流，感到深深地悲痛。我打电话给大哥说，对于母亲的安葬，不管请不请先生，都要坚持这几条：一是尊重母亲生前的愿望，叶落归根，回老家，进祖坟，就让母亲到她生前想到的那个地方;二是靠棺出灵，尽管母亲生前没说，但我们应该为她想到;三是入土为安，不搞什么落等之类的事;四是时间宜短不宜长，母亲去世时农历四月初三，天气已经热了，先生起初看在四月十一，时间长，等不得，我叫重看到四月初七;五是丧事按当地的习惯办，中等偏上标准。凌晨三时半，我们把母亲送回老家西坪，在桃园梁子上鸣炮报丧。大哥、大姐和舅舅以及亲邻们远远地迎着，我抱着舅舅嚎啕痛哭，泪如泉涌。到老家，大哥已经组织邻居们把灵堂收拾好了，敞开的大门里停着黑漆漆的棺材，不大一会儿，母亲的遗体便安放在棺材内，我叫把原来母亲看过已经捎回的那套寿衣也放在了里面。

母亲在老家的堂屋里整整停放了三天，厢房里安放着母亲的灵屋，一个姓李的和一个姓江的道士不停地超度着母亲的亡灵。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，陕西、湖北的乡邻，全县的所有乡镇、我所在系统各单位和县上的有关部门，该来的基本都来了。四月五日下午给母亲盖棺，我最后一次目睹了母亲的遗容。当时我悲不自禁，绕棺三匝，长跪灵前，痛哭不止。为了随了母亲的心愿，我那几天抓紧协调坟地，农历的四月初七一早不到五点，我们把母亲安葬在了老坟里那个她生前想去的地方。在母亲下葬时，我抚摸着母亲的棺木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向你保证的事我做到了，你到了你想到的地方!”

母亲患的是肺源性心脏病，我总以为，这种病是慢性病，是可以治好的，即使治不好，也会延缓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母亲自从农历2月开始患病，心里就非常明白，她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我虽然担心怕有不测，但还是千方百计地安慰他 ，说没事，病是可以治好的，目的是哄她高兴。母亲总是笑眯眯的，说：“那到好呢。”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有意无意地自言自语：“哪知道怎么样呢?我今年69岁，你大哥今年59，你大姐49，都在坎上，怕是要挤走一个，那还是我走吧。”脸上流露的是一种悲戚的神色。

母亲的两次住院，都使我隐隐地感到，我们报答母亲的机会可能不多了。我跟两个弟弟说：钱没有了，我们还可以挣;妈没有了，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因此我一有时间，就守候在母亲的病床边，不停地陪她回忆往事，说说家长里短，谈些掏心窝子的话。母亲高兴， 我也高兴。在母亲身边，那份亲情使我感到特别安全，特别温馨，特别幸福。我跟三弟每天换着送饭，但不管三弟送没送，但我都坚持每天送三次，半下午怕妈饿了，还补送一次，喂着她吃，哪怕只吃几口，看着她吃一点，我心里踏实。我买来一支烤鸭，撤着喂她，她又想吃又有点舍不得。侍候母亲的妹妹急着回家，我对她说：现在你是可以把其他事情都放下的，若干年以后，当你回忆这几天的情形，你会感到特别温馨，特别幸福，特别值得。我批评妹妹，不让她在病房眼泪汪汪。虽然照料母亲我还算细心，但我做得是多么的不够啊，我的心里充满了遗憾。

我后悔对母亲关心不够。1994年2月27日父亲去世之后，弟妹们陆陆续续从母亲身边离开了，母亲一人独守老宅，吃穿用度多有不便，吃水要靠自己一壶一壶地拎，烧柴要靠自己一捆一捆地捡，磨粮要靠自己一袋一袋地扛，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。尤其是凄风苦雨之中，更深露重之时，母亲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面对白壁青灯，苦熬漫漫长夜，其情其境何等凄凉!我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只是每年过年时把母亲接进县城小住一阵，偶尔回去一次，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吃一顿饭，跟母亲说几句话，在父亲坟上烧点纸，就走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经常回家看看啊!我现在想回去看，又怎么能够看得见啊!

我后悔对家人教育不够。我的妻子虽然每年过年也给母亲买些衣服，母亲住院时也送过饭、买过水果、探望过几次，但我们结婚20年，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妈，有时我想给母亲一点零花钱，也多有不便，母亲是多么清楚明白的人，她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不太受用，因此她从来没向我要过钱，我硬给她她也推辞不要，硬肯自己受作难;我的四弟和弟媳在老家时经常跟母亲争吵，不仅不太照顾，还有些嫌弃母亲，把母亲隔在另外的两间厢房里，不闻不问，见面了也没有好脸色，2004年腊月底我会老家接母亲进县城过年，想让他们招护一下鸡和门，怎么说他们也不愿意，这不仅让母亲伤心，我也伤心，我的弟弟怎么会这样呢?好在后来他悔悟了，可惜悔悟得有些迟了。我曾经管教过他们，可他们听进去的太少了。

我后悔对母亲照料不够。在医院，我本可抽出更多的时间陪母亲，可一来由于工作忙，二来家里也有些另外的事，因此我本该全天昼夜在医院服侍守候的，但每天却总是去那么两三趟，送点饭，说说话，就走了，母亲知道我忙，呆得时间长了她便催我走，怕我误了其他的事。有一次小妹说妈晚上呼吸困难，我虽有警觉，但也没有十分在意，问问医生，医生说不碍事，也便真当没事了。我为什么不把其他的事都放下来照料母亲?在母亲生命的紧要关头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?我好后悔啊!

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。二十岁到父亲家里时，父亲家里一贫如洗，上有祖父母和一个叔祖父，下有一儿一女，一大家子人要吃要穿，母亲作为家庭主妇，便没日没夜地操持，吃喝拉撒、缝补洗连，没有一样能离开她。后来大姐、我、小妹以及两个弟弟相继出生，一家十几张嘴啊，养活这些子女士多么地不容易!因此她不仅不停地做家务，而且还要下地干活，往往天未明便起床，做好一家子人的饭，便扛起锄头下地干活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湿，累得经常直不起腰来。她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，每到夜里，咳嗽不止，家里缺医少药，母亲总是忍着，照样做家务，进田地，得不到片刻休息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仍然坚持种了一亩地，还每年喂一头猪，又是种木耳又是种香菇，自己挣钱养活自己。在她去世的前几天，她仍然念叨着包谷没种，木耳没点。我曾多次劝她别再种地了，可她怎么也不肯，说自己种点，能吃点新鲜的，还能给我们拿些。

母亲的一生是慈善的一生。她总是把子女们都挂在心上，对我们兄弟姐妹，她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爱，这种爱是那么地执着和无私，她硬可自己冻着饿着，也绝不让子女们受冻受饿。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的学费，都是母亲和父亲一起辛辛苦苦积攒的，他们攒点钱是多么艰难啊，但他们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，都为了她的子女们。那几年四弟在外打工，一到腊月，母亲便站在门口盼着，一任凌厉的寒风吹散她花白的头发，她不放心最小的儿子，她盼着儿子过年回家。我知道，在母亲独守老家的日子里，母亲其实是天天盼望着她的子女的。每次我回家，母亲就别提多高兴了，总是把最好吃的拿个够，生怕吃少了，这是母亲的一片心啊!临走时，母亲又把最好的东西让我带走，腊肉、木耳、黄豆、香菇，甚至萝卜、洋芋和黄花，都准备得一袋一袋的，直到车装不下了，才肯罢手。我的车已经上了桃园梁子了，她还站在路旁远远地看着……

母亲的一生是勤俭的一生。小时候家里穷，母亲俭省是为了把我们兄妹几个养大，及至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母亲依然俭省，给她买点吃的穿的，她总是不让，说她有，不叫我们花钱;日常生活精打细算，决不浪费一分钱、一粒粮，她种的粮食足够自己吃了，但她仍然省，省下来让我们拿。在母亲去世时，她的包谷、麦子、黄豆还有好多，肉、油也有不少，在她木箱里的一个木桶里，还有两千零几元钱，有毛票，有分币，我知道这是母亲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的，是她原本应花而没有花的。

母亲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报答机会?在你走后的日子了，我一千次一万次地思念你，我呼唤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却再也听不见了。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永远地去了，给我的心里留下了无尽的伤痛。

现在，母亲离开快一年了。在那边，你好吗，我的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