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病了的文章

  农业社的时候,父亲被大队派去西安、眉县、太白、蔡家坡等地管理建筑工地。由于他处事公平,光明磊落,人又硬气,管理得法,每个工地都管得井井有条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太白县的工地挣了钱,那年我们小队平均一个工分结算了1。15元,比别的小队0。4元高出来一倍多,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,全村洋溢着富足带来的喜悦。父亲的身体壮实,干农活特别卖力。他用两个大木桶从池塘往场里挑水泼场,别人跑四五回,他已经挑了十来回了。割麦子的时候,他常常比别人去得早,回家晚。那时候家里二叔父去当兵了,三叔父很小,劳力缺乏,而农业社分配都是按劳动计分的,没有工,什么也分不到。父亲总是拼命的挣工分,养活着一家人。农业社解体的那年,父亲在蔡家坡带着十几个人包工程,住在饮食服务公司的院子里。我到那儿耍了好几天,那是我第一次进城。那时候父亲四十多岁,年富力强,精神得很,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都不休息。那段时光也是父亲最为乐道的。姑父在凤县当县长的第二年,四叔约了父亲去凤县的黄牛铺林场包工程。那是一个山区的小镇,嘉陵江穿镇而过,有一个四等小火车站。我因为给家里买盖房木头的事情去那儿问父亲的意见。我去的时候,工地有很多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拉肚子。父亲面色青黄,疲惫地躺在黄牛铺镇卫生院简陋的病床上,随父亲做工的哥哥躺在对面的床上父亲看到我,又惊讶又高兴,从床上爬起来,拉住我问东问西,病好像都没有了。第二年,父亲他们转到双石铺去干活。晚上十多个人开着手扶拖拉机去看电影,拖拉机从嘉陵江的大桥上翻滚下去,掉在了河床上。开车的小伙子当场摔死了,父亲因为头撞在一包垃圾上,侥幸躲过了这场大灾难。在凤县医院的病床上父亲昏迷了七天七夜。当他再次醒来时,父亲望着看护他的姑母,第一句话就问,“我家黑娃呢?”。每每记起这句话,我的眼里就噙满泪水。事后父亲不无感慨地说,昏迷中他眼前飘来飘去都是我的影子,他也想不明白那时候为什么最想我呢?或许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吧。因为医院的费用太贵,虽然做县长的姑父极力挽留,劝他继续住院治疗,但父亲还是忍着病痛回到了村子里,在炕上足足休养了三个月。村子里和父亲不和睦的人在父亲休养期间到处传言,说父亲摔残了,以后就不行了。父亲听到这些话,生性倔强的他第二天就硬撑着爬起来,拄了双拐去村子里人多的地方走动,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身体还结实着,他还能干着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