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行健,君子自强不息

  这个见解,拆假归真、掀开了“皇帝的新衣”,说出了东西方世界国家、社会、企业,组织共有的普遍真理,从根本上回答了假左假革派的攻击与指责,支持了那些搞市场经济理不直气不壮的实践人士,为后来“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写进党章、写进宪法奠定了思想基础,历史就此给小平南巡讲话记下了头功。
  又如,他对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:“社会主义的本质,是解放生产力,发展生产力,消灭剥削,消除两极分化,最终达到共同富裕。”“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的问题,判断的标准,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,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,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”(注2)他指导我们,观察了解一个国家是否社会主义,第一位的是看物质与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,而不是大而无当的政治辩争问题。“三个有利于”的提出,实际上还对当时党内激辩“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”之争迎面一击、“点穴拆招”。
  当时党内对此争得厉害。先是《当代思潮》《高校理论战线》等撰文批评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并大扣帽子,(“凡是反对问姓‘社’姓‘资’的人,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”。还说“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,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‘社’姓‘资’”。)(注3)后来《求是》杂志上刊登《问一问“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”》一文,《光明日报》则一字不删全文刊载这篇文章;再后来中宣部主要领导在报上发表了《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》的文章,人民日报干脆把这个标题用一版通栏标题来宣示他们对此的看重。……由于这些文章及其后面的人控制着思想意识形态阵地,有来头,有权势,不容置辩,其势汹汹,一时人心惶惶,对当时的执政力量形成巨大的思想压力。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?是举旗还是倒旗?还是走回头路?邓小平做出了鲜明回答!这个回答,跳出了党内弥漫几十年的“唯我独革”、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的所谓斗争模式,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,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和他早年“白猫黑猫,捉到老鼠就是好猫”等一贯原则,用三个有利于的实践判断,构建了社会主义发展中随时把握方向的生产力标准,把空泛的谁左谁右、谁资谁社、谁对随错的“理论之争”,拉回到实践中来。不久后,党内那种不可一世的理论说教,指桑骂槐,唯我独革的几条小溪,就淹没在中国人民大搞改革开放意气风发干事创业的汪洋大海里。(不过,今天来看,当时我们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部门为什么不止一次如此作为?用控制舆论机器的便利,宣扬背离形势与事物发展真理的一面,似乎党内已出现过多次,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内大讨论前夜也是如此,为什么一再这样?这个现象,似乎国人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对此认真总结、加以纠正过。类似现象值得观察。)